汪曾祺创作中高邮方言的审美作用

作为一位"地域性作家",汪曾祺对方言的审美作用有着高度的自觉,并且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其中用得最多也最好的,当属家乡高邮的方言。高邮方言的运用,对汪曾祺作品加强地方色彩、传达乡土气息、彰显人物个性、增加语言魅力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方言参与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女性“负向自认”的类型分析

社会的成见与刻板印象与女性自身的＂负向自认＂,是女性真正解放路途中的一个悖论。女性的负向自认,包括＂原发式＂与＂借助式＂两大类型。前者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是由女性＂社会性别＂的弱势地位所决定;后者即可借助异性,也可借助同性,因而更具有女性自我心理补偿的学术价值。改变这种种不利于女性解放与成长的负向自认,既需要整个社会参与,也需要女性自身努力。女性自觉性的不断提升,是女性全面解放的必要途径。     

盛唐的盛世和谐特征及其内涵考察——兼论盛唐诗人的休闲状态和山水情怀

盛唐盛世不仅仅表现在国力的异常强盛上,其最不同于其它盛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社会的全面和谐：人与文化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盛世全面和谐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形成了盛唐特有的休闲风气,从而致生出诗人的休闲状态及自然情怀。国家兴而山水兴,故而出现了盛唐所特有的山水诗的美学形态,形成了盛唐诗人所特有的话语系统和诗歌高潮。     

鲁迅与新文学语境中的“自由”观念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一词在刚进入汉语语境时就产生了裂变，成为两种暗含冲突的范畴：“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而前者是应该服务或服从后者的。这一改变对新文学影响深远。鲁迅则自始至终强调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不随声附和他人的意见。虽然在接受了钱玄同的鼓动之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后来又加入了“左联”。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坚持在“群体自由”的名目下不能取消“个体自由”，体现了自己“骨头最硬”的一面。     

“后王维”时代的王维接受

"后王维时代"的王维接受,呈现出接受的多元和动态的特点:全盘接受—部分接受—全盘拒绝。走向王维和走离王维,都是时代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无疑使诗歌出现了千新万变的繁荣,中唐诗人创造了别开生面的奇异世界。因此,王维的边缘化,其实质涉及到社会转型而引发的诗歌转型,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     

陆游"史笔山水"的写实品格与形态

陆游的山水诗具有鲜明的写实性的品格和形态。国运特点和时代风气,决定了陆游个人的命运,奠定了陆游关注现实生活的自觉,也决定了陆游诗歌创作崇尚写实的特点,形成了他以诗纪实、以诗当史的诗美执著和审美取向,其山水诗与杜甫诗一样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可作为诗之《东京梦华录》来读。     

中国现代诗化小说与阿尼玛原型

废名、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等中国现代诗化小说家都善于在作品中塑造美好的青年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是作家内心阿尼玛原型的心理投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女性崇拜"意识的现代体现,更是诗化小说家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的寄托。     

《简爱》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

经典的具有女性独立反抗意识的文本《简·爱》,主人公简爱形象被认为是一个要求平等独立的新型女性。而作品中的疯女人这一角色常常被忽略视为简的陪衬物,甚至被视为"贵族社会的一种象征"。而疯女人伯莎是一个进行复仇的大胆的抗争女子;同时伯莎是男权社会中另一个被压抑的简爱,是简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她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现代公共政策语境下的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的公共性是指教育是一种涉及社会共同利益、影响社会整体的事物。只有把其放到公共政策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和透视,才能真正地实现教育的公平,才能建构起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主体人充分发展愿景的教育公平体系。教育的公共性特点决定了教育应受到公共政策的干预与调节,而公共政策干预与调节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真正的公平。     

古代文学鉴赏的现当代研究与实践

古代文学作为历史产物的优秀作品,不因时代的变迁、读者对象的不同而减弱其艺术魅力或丧失生命力。古代作品的内涵愈丰富、艺术愈精美,则其超时代、超阶级的感应力愈大。感应力愈强,则拓展读者的层面愈阔,接受者愈众。古代作品对现代人来说,因时变势异,从思想内容、名物典故、山川地理、典章制度到价值观、审美观、心理状态等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媒介手段由古汉语(文言文)到现代汉语(白话文)这之间虽有承传关系,但二者差异很大,今人要阅读古代作品第一步就是要打破“语言隔阂”,这就出现了为鉴赏文本创造条件的注解、疏证、笺说…